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两弹一星精神感想,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两弹一星精神的感想5篇
【篇1】两弹一星精神的感想
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内涵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背景 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外国强权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中国于1999年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篇2】两弹一星精神的感想
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的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在政治语汇上，类似台湾的“发展绿色硅岛”、“新竹科学园区奇迹”、“两兆双星”等。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资讯产业”等。
民族的骄傲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全国各族人民喜迎新中国50华诞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功臣。我们向功臣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与“两弹一星”事业的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为了这一事业献身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东方红一号
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从此之后，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巨大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成功，依靠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生动体现。但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优势和条件，都要通过参与这一事业的所有人员特别是他们中的功臣来实现。“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功臣们的业绩彪炳史册，功臣们的精神光耀千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中，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以其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着人间奇迹。“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绝不受别人欺侮”，是他们的坚定信念。爱国主义是他们创造、开拓的动力，也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
我们要学习功臣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他们不怕狂风飞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没有仪器，自己制造；
缺少资料，刻苦钻研。就是这样，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业绩。
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我们要学习“两弹一星”功臣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
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弘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结合学习我国先进企业培育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海尔文化”、“万科文化”等，提炼出企业的精神，极大地激发广大职工积极进取、振兴企业、报效祖国的热情，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回顾我国自主开发“两弹一星”的历史，就会真实地感受到那一段令人刻骨铭心、气壮山河、波澜壮阔、催人奋进的情境。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建了“两弹一星”的奇迹，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和自豪。在产生这一奇迹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围追堵截，国内百废待兴的时期。我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经历了“抗美援朝”后，苏联又卡我们的脖子，美蒋勾结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蓝之中。国内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接踪而来。可以说那个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灾难。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核讹诈，集中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技精英，展开了“两弹一星”的创建工作。
那时中国的领导、老百姓和科学家都非常俭朴，之间亲密无间。“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带头不吃肉，不搞特殊，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和干劲。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勇于创造，甘于奉献，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建立了中国自己的“两弹一星”，使中华民族真正地挺直了腰杆，站起来了。
“两弹一星”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在建国初期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鼓舞和教育了几代人，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还要不要“两弹一星”精神了？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弹一星”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难程度要远高于“两弹一星”的创建，没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是很难实现的。其次，我国现在虽然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人均GDP还排在世界百位之后，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需要艰苦奋斗的“两弹一星”精神来加油鼓劲。第三，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比建国初期好到那里去，世界上的反华势力仍然虎视眈眈，企图扼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一种精神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确实缺少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说，“两弹一星”精神不应该成为历史的记忆，也不应该仅仅成为航空航天事业的精神，她应该成为现实的鼓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为此本人建议，把“两弹一星”精神上升为国家精神，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做企业必须树立一种精神力量和经营理念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经营理念是企业的“灵魂”。
中国企业缺少什么？缺乏超越世界一流水平的精神和信念。这是郭重庆院士发表的文章《中国制造业企业缺少什么？》一文中的答案。文章说，振兴我国制造业不仅仅只有一个“先进制造技术”问题，更不是一个CIMS问题。振兴我国制造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疲于整天跟着外国人跑，而疏远了我们安身立命的制造业基础，炒作概念的学术风气实在不是一条振兴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路线。
中国企业的问题主要出自缺乏一种民族精神，一种经营理念。日本在短短30年中赶上欧美工业发达国家，与其说是日本依靠了物质，不如说依靠了一种精神力量，重文化、重纪律、重群体、重功利的民族精神。精神是没有阶级性的。我们有的企业换一个领导人，就乱半年，这是值提我们沉思的。日本企业调动了最根本的资源——员工的能动性，它不光靠物质刺激，而且还要靠群体成就感。我们的企业现在拥有一大批踏实肯干务实的拥有真正能力的职工，我们现在挣钱虽不是很多，但我们有精神，钱挣的光明正大，挣这种钱踏实，而且企业还会提供广阔的舞台，一个施展聪明才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这不是仅靠金钱能够满足的了的。作为一名干部，我们要有群体成就感，要让广大职工认识到我们这种良好局面不错，要保持并发展这种局面。“精益生产”的企业经营理念是日本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霸主的基础，缺少这个理念的支持，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没有“魂”的。
你作为企业的基层，如果不把创造利润放在首位，那就是一笔糊涂帐，随心所欲，似是而非的，需要哪儿说到哪儿的。所以，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经过群众、实践、历史检验。许多人认为丰田生产方式是不适合中国企业的，中国企业没有条件导入丰田生产方式，一句话，丰田汽车公司水平太高了，我们做不到。这固然有对丰田生产方式不够了解的缘故，但主要是在精神上已经被击倒。无能为力了也就不用再去深入了解丰田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了。如果有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精神，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去学习了解当今世界一流企业精神、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学习了解当今世界公认的冠军企业的做法，不仅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吸收，而且要有超越。就像一支运动队伍，要成为世界冠军，就一定要瞄准现在世界一流的冠军队伍，进行超越性的训练，这种训练是超强度的，而且要持续不断地长期作战，需要有一种必胜的精神和信念去支撑。而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强手相比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如何像丰田汽车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一样，在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树立赶超美国的信念和目标，树立起自己的力量，在各个领域超越世界一流水平的精神和信念，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中国企业和企业领导人所缺乏的。其实，“宝钢”是国家最优秀的企业之一，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就是学的“宝钢”经验。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和研究“宝钢”的经验。我们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用有限的资金搞了“两弹一星”，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靠的就是精神。现在三年建成京九大动脉、大江截流成功。这些壮举在外国是很难想象的，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必胜的精神和信念！目前，我们企业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公司广大职工有一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靠的就是我们的干部！
伟大的功勋 永恒的精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两弹一星”伟大功勋，重温“两弹一星”伟大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光辉历程中领导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其中，“两弹一星”具有特殊的分量。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勇攀科技高峰的伟大壮举，“两弹一星”成果是中华民族勇气与智慧的结晶，“两弹一星”功勋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在“两弹一星”伟大事业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考验，是感天动地的毅力和勇气。当时的中国，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在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撤走专家后，有人曾断言中国核工业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扎根戈壁荒原，奋战深山峡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硬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胜利，也培育形成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生动展示，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的生动证明，是中华儿女爱党爱国、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伟大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古老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的生动写照，是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无私奉献可贵品格与强军富国崇高信念的集中体现。“两弹一星”精神，虽然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是全党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继续引领我们去战胜艰难险阻、攀登新的高峰。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很靠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努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需要我们继续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尤其应当看到，当今时代，世界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突破，科技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两弹一星”伟业促使我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神舟五号升天使我国成为载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个成员、“嫦娥一号”奔月使我国深空探测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仍然滞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着眼未来，无论在国防科技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都需要继续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努力取得更多标志性自主创新成果，不断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把握主动。
回首“两弹一星”伟业，我们热血澎湃。老一辈建设者用忠诚和智慧，铸造了一个大国的坚固基石。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虽然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与当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像老一辈建设者一样，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业绩。
重温“两弹一星”精神，我们信心满怀。“两弹一星”精神不仅成就了“两弹一星”伟业，而且融入到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血液中，在新时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尽管时代在变，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有变；
尽管条件好转，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丢；
尽管“尖子”涌现，但是“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没有忘。
我们要永远铭记“两弹一星”功勋，永远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为党的伟大事业增光添彩。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弹一星”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难程度要远高于“两弹一星”的创建，没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是很难实现的。其次，我国现在虽然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人均GDP还排在世界百位之后，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需要艰苦奋斗的“两弹一星”精神来加油鼓劲。第三，中国的国际环境并不比建国初期好到那里去，世界上的反华势力仍然虎视眈眈，企图扼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一种精神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确实缺少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说，“两弹一星”精神不应该成为历史的记忆，她应该成为现实的鼓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为此本人建议，把“两弹一星”精神上升为国家精神，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让世界上的反华势力在用“两弹一星”精神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篇3】两弹一星精神的感想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美国有位名叫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他因主持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殊不知，中国也有一位“原子弹之父”，那就是钱三强。
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定后，钱三强担任了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全身心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中。
邓稼先
1964年10月16日，神奇的蘑菇云在我国西北沙漠升起；
1年8个月后，中国再一次以令世人震惊的速度，敲开了氢弹奥秘之门——氢弹理论冷试验一举成功。从此，邓稼先这个响亮的名字永载于中国史册。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两弹元勋”的美名也才得以传扬。
周光召
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中做出重大贡献。
严格证明了CP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并于1960年简明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
王淦昌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41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3 年到1956年，他领导建立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59年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朱光亚
朱光亚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参加工作。他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负责并领导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程开甲
核武器技术专家。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
吴自良
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冶金所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组成第十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9年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
中国现代光学之父：王大珩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攻读应用光学。当时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尚未解放的上海。
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光学科研中作出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他研制的“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陈能宽
在长达2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作为核装置全面质量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参与了我国多次核试验中大部分核装置实验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1986年，他获得国家对原子弹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突破及武器化的最高奖赏。此外，1982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郭永怀
郭永怀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陈芳允
早期在国内领先研究毫微秒脉冲技术，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跟踪测量系统的技术负责人，全面参加了系统设计和建设工作。他提出和设计了发射我国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新方案，并负责这一系统的研制和星—地技术协调工作，为建设我国卫星测控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探月工程带头人：孙家栋
1967年以前，孙家栋先后领导和参加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与液体中程地地弹道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7年后，开始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卫星总体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修改工作。为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篇4】两弹一星精神的感想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11时)，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浙江杭州人，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中将军衔，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火箭研究。2009年10月31日早上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郭永怀(Yung-huai Kuo，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中国空气动力学家。妻子是李佩。
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39年考中中英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名额， 1941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受钱学森之邀，1956年10月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57年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同年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学部委员。他是中国大陆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陈芳允(1916年4月3日-2000年4月29日)，浙江台州黄岩人，无线电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
陈芳允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抗战期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留校任教。1945年赴英国科索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和船用雷达研究。1948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电子学所，国防科工委第26基地，国防科工委测量通信总体研究所工作。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生于江苏吴县。光学专家。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事业，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激光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高科技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1]。
1937年留学法国，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邓稼先研究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方案，并亲自参与了核武器的实验。
在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逝于北京。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参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被中国政府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王淦昌物理奖授予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2007年2月28日)，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1938年，彭桓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资格，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在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指导下工作。分别于1940年和194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和科学博士学位。
彭桓武1982年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纪念他对中国核物理做出的贡献，第48798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Penghuanwu”。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江苏省吴江市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为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研究生。1948年获博士学位。之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
周光召(1929年5月15日-)，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
1960年代初 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
陈能宽(1923年-)，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矿冶工程系，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学的博士学位。1950年6月至1955年6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物理冶金研究。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吴自良(1917年12月25日-2008年5月24日)，生于中国浙江金华浦江县，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今天津大学)航空工程系，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今卡内基·梅隆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底回国后，曾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等职。由于对分离铀235同位素的突出贡献，199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湖北武汉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
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与邓稼先等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
于敏(1926年-)，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指导下开始了核理论研究工作。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和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钱骥(1917年-1983年8月28日)，江苏省金坛县人。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中国科学院“651”人造卫星设计院技术负责人，与赵九章等同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1965年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并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其后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1999年被中国政府追认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江苏省无锡县人，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
姚桐斌1945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1957年9月回国后到钱学森所主持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参与创建材料与工艺研究所(后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并任所长。文革时期遇害，1968年6月8日被打死，去世时年仅45岁。由于他对中国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1999年被中国政府追认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浙江吴兴县人。中国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气象科学从定性描叙走向数值预报的先驱，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的第一人。
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
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651”卫星设计院院长。1958年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地球物理系主任。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安徽省芜湖人，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4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曾参与研制多级的中远程导弹和由它改进而成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2006年10月，与钱学森、屠守锷、任新民、梁守盘等共5位专家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浙江省湖州市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4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从50年代后期起，曾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总体设计部主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10月，与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梁守盘等共5位专家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杨嘉墀(1919年7月-2006年6月11日)，江苏省吴江县人，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制定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也是国家高技术863计划倡导人之一。
1991年 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员会顾问、实践系列卫星总设计师。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安徽省宁国县人，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曾作为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
2006年10月，与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梁守盘等共5位专家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孙家栋(1929年-)，辽宁省复县人。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回国后到钱学森主持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研究工作。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王希季(1921年-)，祖籍云南大理上末，出生于昆明，白族，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1948年赴美留学。在弗吉利亚理工学院获航空航天学硕士学位。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中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王希季创造性地把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为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做出了突出贡献。
【篇5】两弹一星精神的感想
作者机构：《红色基因》编写组 出版物刊名：现代国企研究 页码：86-89页
年卷期：2016年 第23期
摘要：<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依靠自己的力量,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创造了原子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奇迹,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在制造出"争气弹"、"争气星"的同时,也孕育形成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现将编入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红色基因》一书的"两弹一星"精神部分摘编如下以供参考交流。